年苦，他们有这个资格吗？
所以当周恭帝继位之时，周人便失去了天命，失去了德运，而不是等太祖被黄袍加身时，周人才失去的德运。这一点，本朝治史的先贤，却都没有看到。我自己每每读史书，少年时也曾为此不解，后来在太学苦读两年半，与师友切磋，才自行领悟了这一点，融会贯通。”
赵子称这番话，比前面的论述更加详尽，也鞭辟入里，陈东等人听后都不由陷入了深思。
而哪怕是在旁边看戏的赵佶，心中也一改此前看戏的心态，变得真心欣慰起来。
“原先哪怕是司马光，或者其他再心向我大宋的士大夫治史，也只敢说太祖的天命、德运来自陈桥兵变不曾流血、太祖是被人拥戴的。为了顺应天意，在被拥戴那一刻才有了天命。
若是按此子的说法，我大宋的天命却不是从被人拥戴、为了不流血结束那场拥戴才开始的，而是在柴宗训继位那一刻起，柴家就没了天命。而且按他的说法，道理还很通顺，为何之前百余年，就没人这么想过呢？”
赵佶也不由陷入了深思，良久之后，他才隐约意识到稍稍有些隐患，“不对！按照此子的解读，我大宋得天命的过程，虽然比司马光论述的过程，更加无辜、更加不容置疑，但也会留下一些口子。
那就是按照此论，《孟子》的地位会被进一步拔高，司马光修《通鉴》，评定儒家先贤时，已经一定程度上拔高了孟子的地位，而如若我大宋要以《孟子》的‘天下恶乎定、定于一、孰能一之、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’来拓展正统之根源，岂不是要全盘承认孟子的‘民为贵、社稷次之、君为轻’？”
赵佶心中陷入了动摇，他不知道这个改变，究竟是利大于弊，还是弊大于利，这个问题牵涉太广太深，他不敢轻率判断。
他决定还是回去之后，跟其他心腹文臣商议切磋一下，或是跟那些治学的学术官讨论一下。
在宋以前，或者说从汉儒的董仲舒开始，统治者的“天命、德运”都是来源于天人感应的，来源于天意的改变。天意的改变有可能通过民意来展现，但民意终究只是天意的一个载体。
如果这样力度地推崇孟子，那么民心就不再是载体，而是天意和德运本身了。“是否符合人民利益”这个标准，会被拔高太多。对于一个崇信道教、喜欢谶纬、喜欢祥瑞的皇帝而言，可不是好事。
赵佶这些年来，一直指望以崇道和把自己标榜为道君皇帝、神仙下凡来加强其正统性和统治合法性。突然让他改弦更张以“是否对人民有利”来判定统治合法性来源，不是那么容易扭转的。
赵佶的这些自私自利思考，并不好明着说出来，因此他也不会下场反驳赵子称。
好在其他太学生多多少少会当赵佶的嘴替，他们的疑问和反驳虽和赵佶所想、所担心的并不完全相同，但也能有七八分重合。
众人消化了赵子称的言论后，陈东很快追着求教道：“那按照贤弟这番说法，当年后周是在周世宗驾崩之后，就非亡不可了？就因为他们在乱世，又只有少主临朝，主少国疑让天下不能尽快结束战乱复归一统？”
赵子称：“并非如此，大周的天命德运终结，并不是终于柴荣之死，而是结束于柴荣死时的决策。是因为他没有顺应天命，天是给过他机会的，是他自己没那么选。
如果周要有德，柴荣就该主动传位给李重进，柴荣不过是后周太祖郭威的养子，并无郭威的血脉，倒是有皇后柴氏的一小半血脉，是柴皇后的亲侄。李重进则是太祖郭威的外甥，舅甥和姑侄，血脉之远近，也相若仿佛了。
而李重进若是也先改姓郭氏，认其舅太祖郭威为父，接替柴荣如‘弟终兄及’故事，以李重进在军中已有的威望，自然可以继续柴荣的大业，继续趁当时辽人昏庸之主在朝，收复燕云失地，并灭北汉余孽，再一统列国，不用像柴宗训继位那般，让天下人多等二十年。
又或者，如果柴荣觉得舅甥的血脉不够，他还可以将张永德与公主郭氏所生之子收养为己子，并传位给那个孩子。如此虽然也是幼主临朝，但却解决了两个问题：张永德与郭公主之子，辈分上比柴荣晚一辈，可以父子相继而非兄弟相继。
至于其弊，则是依然免不了幼主临朝，但这种幼主临朝却有一桩好处，那就是幼主的生父张永德依然可以掌握大军，总揽天下兵权，既然他亲生骨肉已经当了皇帝，想必张永德一把年纪了也不会再非要折腾造亲儿子的反。
不过无论是选择李重进一脉还是张永德一脉，必然需要在柴荣死前把另一脉清洗，以免两派相争。但柴荣为了他自己那七岁幼子的个人富贵，不肯如此，宁可让天下百姓多受二十年苦。
所以后周失天命，便是失在他做出那个决策的时候。尤其当年周太祖郭威，何其天下为公？郭威能够不顾自己血缘血脉的断绝，让柴家继子继承天下，只为了尽快一统，百姓少受苦，柴荣为何不能再学其养父的天下为公？
而太祖恰恰与之相反，太祖始终不顾自己血缘亲生血脉的荣辱，一切只着
第50章 谁该当皇帝，要看谁当皇帝更适合灭辽(2/4),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